我在中文互联网上完全找不到关于Heinz Kloss提出的abstand language与ausbau language的详细介绍，似乎Kloss的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影响不大。其实，这一理论对厘清「语言」、「方言」等概念还是很有帮助的。汉语言学界对粤语、吴语、闽语等究竟算是独立的语言还是汉语方言一直有争议，或许可以借由这一理论做一些分析吧。如果纯粹按语言学上的亲缘关系看，这些当然都可以看作属于汉语族的独立语言，可以说是abstand language。但就像Max Weinreich的名言「A language is a dialect with an army and navy」所说的那样，从社会政治功能的角度而言，至少今天的吴语、闽语等很难说是独立的ausbau language。粤语可能要复杂一点，毕竟粤语在港澳还有着官方地位。此论文疏理了粤语是方言还是语言的争论，其中也提到了abstand与ausbau的概念，可供参考。
在社会语言学中，距离型语言（abstand language）是指与其他语言相距很远的语言变体或变体的群集，而扩展型语言（ausbau language）则是指标准化的语言变体，可能被其他相近的变体所依附。这两个术语皆为德国语言学家海因茨·克洛斯（Heinz Kloss）于1952年提出，旨在作为判断语言地位的两个独立标准：前者是基于与其他语言变体之间语言学性质的比较（abstand为德语「距离」之意），后者则是基于政治社会功能（ausbau为德语「扩展」之意）。
使用此理论框架可以解释一个方言连续体中多个标准化的语言变体通常被认为是不同语言的现象，尽管它们之间的互通程度更符合方言的标准。斯堪的那维亚语支的诸语言便是这一情形的典型实例。该理论框架也被应用于语言标准化，如1960年代起的巴斯克语与罗曼什语。
距离型语言
「Abstandsprache」的直译即为「距离语言」。克洛斯建议可以将其英译为「language by distance」，强调其语言距离而非空间距离。用克洛斯的话来说，「abstand」是指两个语言变体间「明显的分离」（definite break）。
距离型语言是与其他语言距离明显的语言变体，在欧洲语言中的例子如巴斯克语及布列塔尼语。克洛斯还提出了语言变体间距离程度的概念，但他并没有说明如何量度两个变体的差别，而是假定语言学家会有相应的客观标准。相互理解性是其中一个常见的语言学标准，不过有时这一标准无法给出一致的结果，尤其是应用于方言连续体时。
一门距离型语言并不必须要有其标准形式。大国中的小众语言常出现此情况：小众语言仅在私下使用，而官方场合都使用该国的主要语言。
扩展型语言
德语中「ausbauen」这一动词有「扩展」、「扩建」、「进一步发展」之意。克洛斯建议的英译为「language by development」，意指标准变体是由方言连续体的一部分发展而来的：
属于这一类别的语言都是经由塑造或再塑造，使其能够成为文学表达的标准工具。
克洛斯提出了语言变体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最初一个变体用于幽默或者民俗，再逐渐出现在抒情诗与叙事散文中。此后则是克洛斯认为至关重要的阶段，出现了严肃的非虚构作品。自此开始，这一变体便可以进一步发展以适应技术、科学或公文的需要。
由此过程发展来的标准变体仍可能和其他标准变体互通。一个最常见的例子便是范围覆盖了挪威、瑞典与丹麦的斯堪的那维亚方言连续体。其中的三个标准语——挪威语、瑞典语与丹麦语（如果区分书面挪威语与新挪威语的话则为四个）相互之间都能理解对方，但都是不同的扩展型语言。
此分类也启发了基于社会政治功能的语言划分标准。社会语言学家彼得·特鲁吉尔（Peter Trudgill）将克洛斯的理论框架与艾纳尔·豪根（Einar Haugen）的语言自主性（autonomy）与依他性（heteronomy）概念联系起来，提出如果一个语言变体相对其他相关语言而言是「自主」的，那么这个变体就是一门扩展型语言。扩展型语言有独立的文化地位，尽管它们可能能够和同一方言连续体中的其他扩展型语言互通。这通常意味着其有着与周边其他标准语相区别的标准形式、会在学校中教授、以及作为书面语言有广泛的社会政治功能， 或许包括一门国家官方语言所拥有的功能。相反地，如果一个变体只作为口头语并且通常只用于非公开场合，但该变体就不是扩展型语言。特鲁吉尔对于扩展型语言的定义则包含了相关联的其他变体：
一门扩展型语言包括自主的标准化变体以及方言连续体中依赖该变体的其他非标准方言。
屋顶作用
克洛斯称扩展型语言是给依赖于它的其他变体提供了一个「屋顶」（德语：Dach，英语：roof），而没有标准参照的非标准变体则是「缺少屋顶的方言」（roofless dialect）。他用了「近方言化的姊妹语言」（near-dialectized sister languages）这一术语来指代有一门相近的标准变体作为「屋顶」、但与该标准变体无法互通的其他变体，如低地德语（由标准德语提供「屋顶」）、奥克语与海地克里奥尔语（由标准法语提供「屋顶」）、撒丁语（由标准意大利语提供「屋顶」）等。
克罗地亚语言学家扎尔科·穆利亚契奇（Žarko Muljačić）提出了「屋顶语言」（德语：Dachsprache，英语：roofing language）来指那些作为其他方言标准语的方言。这些方言通常处于同一方言连续体中，但它们之间也可能由于显著的差别而无法互通，尤其是对于那些有地理区隔的方言。1982年，瑞士语言学家海因里希·施密德（Heinrich Schmid）发明了格劳宾登罗曼语（Rumantsch Grischun）作为瑞士部分地区使用的几种不同的罗曼什语的屋顶语言。类似地，人们也发展出了标准巴斯克语与南克丘亚语的文学标准，以作为原先被认为没有「官方」方言的方言连续体的标准语言。标准德语与标准意大利语在某种程度上也起着类似的作用。而使用最广泛的屋顶语言可能是现代标准阿拉伯语，它联系着许多各不相同的、通常也无法互通的阿拉伯语变体。
扩展型语言间的距离
克泽斯认为扩展型语言间有三种不同程度的区隔方式。
当两个标准语基于相同或几乎相同的方言时，他称其为同一标准语的不同变体，它们共同构成了多中心语言。此类型的实例如英式英语与美式英语、葡萄牙葡语与巴西葡语等。印地语与乌尔都语也有着共同的方言基础。类似的情形还包括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波斯尼亚语与黑山语，它们有着一致的方言基础（舒特方言），构成了多中心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四个标准变体。
当不同的标准语由不同方言发展而来但相互之间距离仍不大时，则将它们看作是不同的扩展型语言而非距离型语言，如上述丹麦语、瑞典语与挪威语的例子。当广阔地理区域内的众多本地口语变体共同组成一个方言连续体时，「扩展」（ausbau）的概念尤为重要。此时，如何界定一门语言在何处终止、另一门语言在何处开始通常而言需要考虑到「扩展」而非「距离」。有些时候扩展型语言的建立是基于国界线划分的，比如卢森堡语与德语（卢森堡的本地语言是摩泽尔法兰克语的变体，而摩泽尔法兰克语也同时在德国境内的摩泽尔河流域地区与相邻的法国摩泽尔省使用）。其他本地方言间较近但形成了不同扩展型语言的例子还包括伊朗波斯语与阿富汗波斯语（达利语）、保加利亚语与马其顿语。
最后，两个扩展型语言间如果差异显著，它们同时也就形成了距离型语言，如荷兰语与德语、波斯语与普什图语、泰米尔语与泰卢固语等。
历时变化
在某些实例中，语言的角色还存在历时变化。如低地德语曾是一门扩展型语言，是荷兰、德国以及波罗的海国家部分区域所使用的方言的屋顶语言。但当汉萨同盟瓦解之后，低地德语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与此同时，荷兰语逐渐替代低地德语成为了荷兰的各个低地德语方言的屋顶语言，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下萨克森荷兰语。而大多数中部德国方言的屋顶语言则逐渐变成了高地德语。低地德语在波罗的海东沿不再使用。今天，德国北部所剩的低地德语方言都在标准德语的「屋顶」之下，而荷兰的低地德语方言则以荷兰语为「屋顶」。尽管由于宗教及劳动力等原因，说低地德语的东（普鲁士，主要位于今天的波兰与俄罗斯）、西（荷兰）区域间有着广泛的双向移民，低地德语仍旧还是失去了扩展型语言的地位。今天在德荷边境的部分地区，国界线两边说着相同的方言，但却属于不同的屋顶语言。